對抗爭運動,主創者世偉其實始終懷抱著一種矛盾的情感。他既對眾人集結的激情與原因同感身受,又擔憂聚眾行為產生的意外和衝突。在鮮少的街頭經驗之中,他永遠是最疏離的那一個,默默地在人群周圍觀察著,卻從未喊過任何一句口號、投身於任何一個訴求行動。
或許這種矛盾情結才讓世偉以法國大革命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。在博士論文中,世偉從兩個時代背景出發,探討法國劇場如何刻劃革命運動的不同面向:六八學運的挫敗促使陽光劇團(Théâtre du Soleil)回歸歷史,透過《1789》和《1793》[1]兩齣製作探討民主起源,企圖重新燃起當代民眾長期抵抗的動力;1989年,兩位德裔導演-Klaus Michael Grüber和Matthias Langhoff無視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普天同慶的社會氛圍,分別在《丹頓之死》(La Mort de Danton)和《任務-綠鸚鵡酒館》(La Mission/Perroquet vert)之中以個人命運的衰頹引申革命運動走向專制威權的必然,間接映證共產政權瓦解的危機[2]。
博士研究啟發了世偉,使他重新認識了社會抗爭的複雜性,也挖掘出它隱藏在激情、正義表象背後的絕望與混沌,尤其是個人意志被集體宿命吞噬的挫折和無奈。於是,世偉想透過抗爭者的心理變化探究群眾運動,不鼓吹它眾志成城積極的一面,也不試圖批評強權的壓迫,反而呈現出身陷其中的個人如何面對自己內心的迷惘與掙扎,甚至是無所適從的強烈孤獨感。
近十年來,當代歐陸表演藝術界不乏有許多探討群眾運動的演出,但多半是反映現實社會的政治動盪,像是波默拉(Joël Pommerat)改編法國大革命歷史的《明天會更好─路易之死》(Ça ira <1> Fin de Louis,2015)…等;舞蹈方面,儘管義大利新銳編舞家Tatiana Julien融合搖滾樂手、模特兒、拳擊手的體態探詢身體如何《造反》(Soulèvement,2018),但鮮少有直接以社會運動為主題的編舞製作。劇場著重於意念思辨與民眾參與的政治性,舞蹈則強調身體獨特和性格強烈的政治性,世偉企圖在《群眾》融合兩者,跨越不同藝術形式的侷限,營造出更豐富的感知效果。
對世偉來說,若用戲劇的手法呈現抗爭者心理的幽微變化,會太過直白,且只會造成觀眾理性思辨或移情投射的效果,缺少了使人想像的空間。若透過舞蹈語彙發展創作,不但會跳脫文字或意識形態的桎梏,也更能讓人感受到思想與身體、理性與感性、理智與情感之間的衝突。於是,世偉才有了用單人舞蹈作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想法,並且以「群眾」為題,突顯演出風格和創作題材的反差。
創作初期,對於透過獨舞去探索群眾運動的矛盾,團隊成員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不同的見解。慈湄在親身參與的街頭運動之中,深刻感受到個人認同與集體訴求之間的衝突,並透過聽覺感知去形塑抗爭者的複雜心態。
儘管來自新加坡的Helmi沒有任何參與社會運動的實際經驗,但他採用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抗爭者的孤獨感,想像如何透過燈光突顯一個人身處喧囂吶喊之中的徬徨與不知所措。
作為舞台上的唯一表演者,孝慈剛接收到這樣的挑戰其實備感壓力,但同時她也想像投身運動的抗爭者是否也懷抱著類似的不安情緒:他們有沒有辦法壓抑內心的焦慮?對自己的行動是否充滿疑惑?一個人的力量可不可以撼動群體?
[1] 《1789》(1970)透過街頭藝人的表現形式重探法國大革命,並批評布爾喬亞階級在革命後企圖奪取政治勢力;《1793》(1972)則以巴黎平民為主角,勾勒出他們對於平等與民主社會的遠景。
[2] 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之際,巴黎秋天藝術節與亞維儂藝術節分別邀請Klaus Michael Grüber和Matthias Langhoff搬演探討革命歷史的劇作;前者選擇了德國19世紀劇作家畢許納(Georg Büchner)年輕時的作品《丹頓之死》,後者則拼貼了德國當代劇作家海諾.穆勒(Heiner Müller)的《任務》和19世紀奧地利劇作家史尼茲勒(Arthur Schnitzler)的《綠鸚鵡酒館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