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個人表述之外,慈湄也試圖融入源自現實的聲音素材。演出一開始,當孝慈背負著塑膠袋,接近黑幕,場上傳來揚聲器發出的模糊話語。配合著側台的閃爍燈光,這股嘈雜的人聲彷彿是新聞播報,但卻像是來自於另一個時空。的確,這段聲音的素材出自1990年「野百合學運」的影像史料,但導演和音樂設計避免重現當時示威現場的氛圍,反而運用聲音質感和場面調度突顯它的歷史感,或是一種感知的落差,彷彿表演者透過螢幕目睹或耳聞另一個時空的街頭抗爭,進而忘了自己肩上的重擔。如同現實人生,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經意地透過某種媒介,認識到曾經爆發的抗爭事件。這也許會是日常生活的某個片段,在當下也不會激起任何反應,但一旦認知到抵抗的可能便是喚醒意識的關鍵。
在演出中使用日常生活的聲響,最初其實是為了突顯抗爭者內心的孤獨與寂寞。在排練過程中,慈湄想到幾位香港朋友的實際經驗。當他們卸下防護裝備、脫掉黑衣回到家,必須立即壓抑自己的情緒,忘卻街頭的激情與恐慌。因為等待他們回家的是憂心忡忡的父母,他們可能擔心自己孩子的安危,可能害怕過度關心會引爆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,也可能彼此早就因意見不和而面面相覷。兩個世代隔著餐桌吃著晚餐,卻不發一語,令人感到窒息。慈湄運用聲響模擬上述場景,企圖突顯抗爭者無法與人溝通的隔閡與疏離。
創作團隊原本想在「抗爭者手勢」之後,讓這種飯桌上的單調聲響滲入演出現場。當孝慈停止激烈的動作之後,她脫掉口罩直視觀眾,走進人群。在一片靜謐之中,慢慢傳來一陣鐵製筷子與碗盤的碰撞聲,遠方也傳來電視的片段雜音,彼時充滿張力的示威抗議一下子變成低迷的日常氛圍,讓人覺得錯愕卻備感沉重。在經過幾次實驗之後,創作團隊捨棄了這樣的想法,因為這種平凡生活的環境音效極其細微,需要長時間的鋪墊,而且可能會讓人延伸出其它想像,使觀眾產生困惑。
創作團隊始終希望透過聲音反映現實,讓生活的影跡伴隨著場中不停變化的抗爭體態。《群眾》融入了許多有別於抗爭的集會音效,包括了足球場的吶喊、新年倒數的歡呼…等。這些群情激憤的音效不但具有某種強烈的情緒渲染力,也突顯出社會運動的「慶典」本質:它的成因與目的都是為了打破了社會既有的框架,讓所有人的情感凝聚並交會在一起,以獲得個人或群體的解放[1]。
除此之外,慈湄也用另一種人聲對比於慷慨激昂的群聚音效。演出尾聲,當黑幕再度開啟,日光照映於散落一地的磚塊,孝慈緩緩走往這塊明亮之地,打開窗戶,遠方依稀傳來孩童嬉戲的喧鬧聲。這股聲音並非源自窗外的現實世界,而是音樂設計的一環。慈湄不僅以日常的環境音效建構出一個全然不同於抗爭的氛圍,也為演出結尾延伸更豐富的想像空間。孩童在戶外玩耍的嘻笑聲給人一種單純、天真的感受,彷彿孝慈從鬥爭之中得到解脫,拋下了一切束縛,終於迎向另一個自由自在的世界。
在構思《群眾》整體的聽覺效果,慈湄刻意避免重現抗爭運動的慷慨、激昂,反而使用不同群聚現場的音效、抽象的物理聲響、流行音樂、日常環境音、人聲問答、以及電子音樂…等。每一個聲音片段幾乎都是獨立發展,卻各自擁有特殊的概念與想法。慈湄巧妙地將所有聲音的環節串聯在一起,並透過不同播放系統營造出音場的變化,構成了整部融合無名群體與個人孤寂的樂章。